各国合作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良性发展

2023-04-07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业,提出要立足国情农情,建设农业强国。作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举措之一,发挥农产品国际贸易作用,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被写到文件之中,再次凸显了国际贸易对于满足我国市场巨大、多元需求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尽管2022年全球农产品市场因地缘政治冲突造成供应链中断,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性,但中国以合作为各方创造价值的意愿并未改变。在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挑战下,世界各方都比其他时候更需要以合作方式加以应对。

  2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紧急应对前所未有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危机。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至少79个国家的3.49亿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营养不良,且发生率都在不断上升。在各方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供应链中断、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利率上升所带来的金融市场收缩,叠加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粮食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粮食署预计,全球的粮食供应在2022-2023年降至3年来的低点。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把24个国家定义为严重饥饿国,其中有16个国家都在非洲。

  事实上,以粮食价格和化肥价格的比值作为衡量标准,测算的化肥负担能力已经达到了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尽管粮食价格上升到历史高点,但化肥等农资却变得更贵,以至于粮食种植的收益反而出现下降。为了应对食品、燃料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各国已经花费超过7100亿美元,为10亿人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财力的差异,低收入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使得国际粮食供应的不平等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为此,全球贸易需要也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对全球贸易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避免出口限制措施,支持贸易便利化措施,以透明和非歧视的方式支持贸易融资举措,以及遵守各方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MC12)上的承诺。事实上,根据WTO的监测,在粮食供应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尽管各方普遍取消了对小麦和大米的出口禁令,但新的出口限制和禁令(例如蔬菜出口禁令)却有所增加。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贸易的重要性体现在各方都有可能借此在自身资源和气候相对受限,或是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粮食需求。当然,新冠疫情期间也曾发生过部分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的需求而截留过境防疫物资的情况。事关粮食这种有着重要安全意义的商品,其国际贸易自然不那么简单。

  对于中国而言,牢牢地端稳自己的饭碗不仅意味着满足人们的基本粮食需要,还在于社会发展、就业创造和产业配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伴随技术的持续发展,农业问题与科技等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科技的加持下,一些跨国粮商可以以低成本完成市场的拓展,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气候变化加剧了全球农业的冲击,也使得超常规的库存变得更为普遍。作为全球最大的产粮国,中国的粮食保障不仅是自身发展和生存的必要条件,也对全球粮食供需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实现稳定发展,减少外溢影响,中国不仅需要不断向土地要产量,还需要积极考虑可能的外部环境变化对粮食保供的冲击,实现粮食需求与供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匹配。

  近年来,中国进口的粮食总量持续扩大。以大米为例,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共从16个国家或地区进口,总进口额为26.2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较大的有印度(7.8亿美元)、巴基斯坦(4.6亿美元)、越南(4.4亿美元)、泰国(4.2亿美元)、缅甸(3.1亿美元)和柬埔寨(1.8亿美元)。相对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农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形成了粮食贸易关系。回顾过去几年,可以发现,2019-2021年间,中国分别进口大米价值12.5亿美元、14.6亿美元和21.9亿美元。2022年的大米进口额已经达到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2.1倍。印度在疫情后曾经一度暂停出口大米及其他农产品,不仅对南亚和东南亚邻国形成冲击,也可能影响中国大米进口的市场行情。为此,农产品进口的多元化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应该看到,农业生产虽然受益于国际贸易所创造的更大市场需求,但也同时会受全球市场风险的负面影响,需要供应链上的各方采取更负责任和有效配合的行动。虽然不同的农作物都有着相对合适的环境要求,但能不能种得出来和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影响。2022年,中国的大米进口基本来自亚洲,但日本的大米同样在中国找到了市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以及美国也都对华出口大米。如果能够增强供需信息的对接,使用互认方式促进化肥等农资的国际贸易发展,农产品生产的风险可能得以更好地控制。

  正如上述国际机构所担忧的,金融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从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层面逐渐扩展至实务层面。作为需要较长时期的持续投入才有可能获得回报的产业,农业生产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更强,且农业从业者大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在利率上行期,农业从业者的偿本付息压力更大,债务负担很可能迫使其提前终止农业生产周期,其影响可能更为严重。